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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之窗

当教育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专访复旦大学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作者:qxm    教改之窗来源:解放日报    点击数:342    更新时间:2018/9/12 字号:

  

 人物小传

     杨福家

  19366月出生于上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创会会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1978年,中国教育开放的大门渐渐开启。而杨福家,就是见证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派往西方深造的人员,1963年,杨福家到丹麦玻尔研究所进修,为期两年。回国后,玻尔研究所不断向他发出邀请,但由于史无前例的“文革”,直到1979年,他才再次踏上前往丹麦的旅程。

  幸好,自此以后,杨福家走向世界的脚步再没有停歇。

  2001年,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名校校长的首位中国人。2004年,杨福家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如今,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敞开。作为中国教育从封闭一步步走向开放的亲历者,82岁的杨福家由衷说道:“开放不意味着全盘照抄。中国教育要学习西方教育之长,办出自己的特色。”

  ■解放日报记者 徐蓓

  过了语言这一关,意味着从此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解放周末:您生平第一次出国是在1963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去西方深造的人员到丹麦玻尔研究所进修。当时为什么会选中您?

  杨福家:用上海话来说,我是“额骨头高”,运气好。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邓小平同志指示说,那么我们就派人到西方去留学深造。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命运。

  到西方去留学深造,需要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选了几十位同志集中到北京进行英语强化培训,复旦大学就选了我一个。我在中学、大学里学过英语,能翻译有关学术资料,但从没有开口讲过英语。

  到北京后的第一堂课,由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许国璋老师对我们进行考核,他让我们每个人读一段英语,再问两句话让我们回答。考核下来,没有一个人合格。当时他说:以你们的英语水平,再学习两年能通过已经不错了。

  被老师这么一说,我们都吓傻了。怎么办?第二天上午,我和北大的陈佳洱一起散步时,两个人约定,从今以后每天散步的时候我们不讲中文,只讲英语。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通过了。后来我去了丹麦,他去了英国。

  顺利地过了语言这一关,对我来说意味着从此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解放周末:玻尔研究所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的三大研究中心之一,被许多物理学家誉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当时它给了您怎样的震撼?

  杨福家:玻尔研究所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所,当时由物理学家小玻尔主持。我到达哥本哈根时,到机场迎接我们的布朗教授把我们直接带到研究所,不是先报到,而是先来到一间教室,参加周五例行的学术讨论会,当时讨论的氛围非常热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鼓励任何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任何问题。这和我原来所在的大学完全不一样,当时在复旦,大教授给学生上课,学生有问题一般只敢问助教。

  研究所里的午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不是因为午餐的味道怎么样,而是因为每次午餐的时候总是大家讨论问题最热烈的时刻。一般吃一顿午餐要花2个小时左右,我在玻尔研究所里的很多朋友都是一边吃午餐一边讨论问题时结交的。这就是所谓的“哥本哈根精神”——平等、自由讨论和相互紧密合作的浓厚学术气氛,没有什么人高高在上。

  解放周末:研究所的同事对您的态度怎么样?

  杨福家:我刚到丹麦的时候,发现外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认为中国很落后。通过交谈,他们逐步了解了中国,很多人表示希望到中国去看一看。

  第一年,我和一位丹麦同事合作搞研究,做出了一些成果。当时研究所一共有80位研究员,其中60位都来自国外。第二年有一个美国人加入了我们的研究小组,最后要发表论文时,我请示大使馆,大使馆认为我和美国人一起署名不妥当,于是最后的论文我没有署名。这个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也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美国武器实验室工作,很多年以后他还邀请我去美国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我在国外的朋友就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而我也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国际舞台。

  解放周末:后来您是否回过玻尔研究所?

  杨福家:1979年,我又访问了玻尔研究所,那是“文革”后破天荒的第一次。“文革”期间,玻尔研究所邀请过我好几次,都没有成行。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了,我先是一个人去了丹麦,后来玻尔研究所又邀请我的夫人一起去,领导也同意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夫人第一次一起出国,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亲自去机场送我们。再后来,出国这件事就变得习以为常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早餐会上,我第一次听克林顿提到“知识经济”

  解放周末:在玻尔研究所的科研经历对于您日后从事的教育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福家:我回到复旦大学给学生上核物理课,上课的时候也积极鼓励学生提问题,但是课堂上几乎没人举手,我只好让学生在课后以书面形式向我提问。后来我当了复旦大学校长,积极倡导“给青年人以机会”“名教授上基础课计划”等等,也都是因为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启发。

  解放周末:您于19931月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上任后不久就狠抓考试作弊问题,实行了“谁作弊谁退学”的制度。为什么会花那么大力气去做这件事?

  杨福家:上世纪80年代初,一名复旦毕业生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递交申请书时,伪造了一位教授的推荐信。这件事被揭露后,每年复旦大学都会接到不少外国大学要求核实学生推荐信和成绩单的信件,经我手的就有10封左右。复旦要创立一流大学,如果还有学生在作弊,这算是什么学风?所以我要把这件事作为大事来抓。我想,小打小闹是禁不了的,于是发布了规定:谁作弊谁就退学!当年,就有30多名学生因为作弊被勒令退学,其中有一名学生来自我的母校格致中学,我也毫不留情按规定要求他退学。就这样,一下子把作弊的风气给止住了。

  解放周末:另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事情,是您对“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的引入,能介绍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吗?

  杨福家:我在丹麦认识了很多朋友,有一些是美国朋友,其中有一位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一年一度的总统早餐会。被邀请参加总统早餐会,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那一天总统会接见与会者,还会做即兴演讲。1997年,在华盛顿的总统早餐会上,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知识经济”这个词,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回国之后,我找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写了《关于知识经济》这篇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这是我一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当时江泽民同志还做了两次批示。

  这是一个影响世界大局的重要观点,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知识经济时代,它与以往的历史时期完全不同。以前的时代,劳动力是第一生产力,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要对知识充分重视。知识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千变万化”,所以我提出,像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把素质教育与通才教育放在学生培养的首要位置,否则,我们的学生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时代。

  中国人竟然在这所英国有名的大学当校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解放周末:您从2000年至2012年一直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英国人会打破惯例请一位中国人当校长?

  杨福家:经济的全球化,会加快教育融入国际发展潮流的趋势,诺丁汉大学敢于邀请外国人当校长,也是他们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措施吧。他们当时的校长柯林很有远见,他认为单单靠英国人办学是不够的,所以一直在国外物色校长人选。

  我是怎么引起他们的注意的呢?因为中国教育越来越开放,所以给了我很多机会。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但在执行理事会里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我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于是被选入执行理事会。正是作为执行理事,我后来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还带领校长代表团访问了英国。

  在多次接触后,我和诺丁汉大学的校长成了好朋友,我们在教育观点上有很多共识,所以在我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不久,他就向我发出了邀请。我很快答应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入了解英国教育的好机会,我希望真正了解他们的教育体制是怎样的、学校是怎么运转的,这是普通的访问所无法了解到的。

  在英国历史上,皇家特许的大学校长大多是由王室人员担任,有很高的地位,诺丁汉大学打破了这个传统,可以说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中国人竟然在这所英国有名的大学当校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解放周末: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杨福家:我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出席毕业典礼。我每年要参加学校里不同院系的16场毕业典礼。他们的毕业典礼和我们不一样,原来我在复旦大学当校长的时候,是让学生代表上台来把毕业证书成捆地领回去,再发给每个学生,对此我感到很惭愧,觉得对不起学生。在英国,校长必须穿上正式的服装,戴上全校唯一一顶金边帽子,亲自把毕业证书交到每个学生的手里,以示对学生的尊重。每一次,当我坐在台上主持毕业典礼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激动。

  解放周末:在任职期间,您感受到中外大学教育有什么不同?怎样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杨福家:第一,体制不同;第二,他们的教育绝对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我们的教育基本是以教师为主导的,而英国学校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学生开展的,学生有任何要求,有任何不满意,只要合情合理,学校都会尽量满足或者改正。

  在我们的大学里,教师一般是上大班课,讲完课就走了,学生很少老师互动;但英国学校不是这样,他们的老师会花很多时间和学生在一起,随时随地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我认为,看一所大学是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有这样两条标准:一条是,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是否会得出“这所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个结论;另一条是,大学是否能给教师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安心做学问。这是我走访了很多国外一流大学后逐渐认识到的。

如果是出于赚钱的目的,那肯定是办不好大学的

  解放周末:20049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成立。作为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它的筹备过程仅用了20个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杨福家:我一边在诺丁汉大学做校长,一边总想着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于是开始打听中外合作办学的消息。2003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在得到英国方面的支持后,我们开始和宁波万里教育集团一起筹建宁波诺丁汉大学。

  筹建大学的过程非常顺利,虽然当时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中外合作的高等教育机构,但由国外大学独立进行教学计划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是第一所。

  解放周末:这所大学与中国的其他大学有什么不同?

  杨福家:我们第一批招生一共招了254名学生。第一次上课我去听课,按照老师的要求,把大教室一分为三。一位来自英国的老教授走进教室,每张桌子前坐着5个学生,一共有15个学生上课。老教授讲了10多分钟课后,就下来走到桌子旁,蹲在那里和学生们展开讨论。他鼓励每个人参与讨论,不管答案正确与否;他还鼓励每个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与一般的中国大学不同,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以小班课为主,即使大教授上的也是小班课。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学生说:“这个学校改变了我。”因为这个学校让他们开始思考,开始提问题。

  此外,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可以自己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活动,老师只负责提供各种帮助,比如提供经费,安排学生走出校门到农村、工厂去参加社会实践,这是培养学生各种能力所不可缺少的。

  解放周末:目前在中国,中外合作的大学越来越多,您觉得要办好这类大学关键在于什么?

  杨福家:关键在于办学者的理念,办学首先要懂教育,而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有些中外合作的大学是出于赚钱的目的,那肯定是办不好大学的。

  中国教育应该学习西方教育之所长,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解放周末:您更喜欢做一名物理学家还是更喜欢当校长?

  杨福家:我的人生以1991年为界分成两段:在1991年之前,我的主要精力在搞科研上;1991年之后,我主要做教育工作。我觉得这两个工作我都喜欢。我的人生哲学是追求卓越,要么不做事,要么就把事情做到最好。

  解放周末: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40年,您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杨福家:和先进国家的接轨更明显,国内外交流更频繁,我们的高等教育工作者也越来越自信。

  解放周末:有学者指出,“教育与国际接轨”这个说法值得反思,因为每个国家的教育都是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与“国际接轨”的结果。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杨福家:教育与国际接轨,其实是说中国教育应该向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学习,而不是说,与国际接轨就是全盘照抄西方教育,要把中国教育搞得和西方教育完全一样。事实上,即使你想完全拷贝西方的教育模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哈佛大学就是哈佛大学,它有自己的特色,你拷贝是拷贝不来的。中国教育应该学习西方教育之所长,办出自己的特色来。每个学校都应该发展自己的特长,都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

  解放周末:您认为我们真正应该向西方教育取的“经”是什么?

  杨福家: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有人把它们称为“文理学院”,但我认为应该称作“博雅学院”更合适。这些院校所遵循的“博雅教育”理念,正是西方教育的精华所在

  “博”,是指文理融合,学科交叉,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度。学生不要把自己限在很窄的范围里,文理科要结合。“雅”,是指“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把这八个字放在首要位置上。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向西方教育学习的地方。

  解放周末:您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有哪些建议?

  杨福家:我认为,要办好高等院校,一定要选好大学校长。现在一些有名的大学校长非院士不能担任,在许多国家上并没有这种现象。校长是校长,院士是院士,院士和校长完全是两个概念,没有必要一定选院士来当校长。此外,中国的大学校长一般任期为5,而美国著名的、做出较大贡献的校长,一般都任期长达20年以上,所以从学校长远建设的角度来说,可以适当延长大学校长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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